深圳市重點新聞門戶網站
投稿郵箱:[email protected]
中國深圳網
正在加載數據...
當前位置:中國深圳網> 新聞> 國際國內>正文內容
  • 印度進口的北漂青年們
  • 2019年11月06日來源:中國深圳網

提要:2015年,國內掀起一撥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們的主戰場之一,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出現在中國互聯網大廠里。他們有一個共同點:都是從印度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,且或多或少與互聯網公司有關。

2015年,國內掀起一撥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們的主戰場之一,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出現在中國互聯網大廠里。他們有一個共同點:都是從印度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,且或多或少與互聯網公司有關。

凌晨4點,印度人Sharma往微信群丟了份調研報告。他是一家中國初創公司合伙人,從大公司出來創業后,經常熬夜到凌晨。

清晨6點,剛醒來的Arun在昌平區租來的公寓里練瑜伽。兩個小時后,他吃過妻子準備的早餐,花一個多小時坐地鐵,抵達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附近的互聯網大廠上班。

上午,清華大學印度籍在讀博士生恩迪,經常在微信收到一些印度洋漂妻子的信息,“你吃早飯了嗎?”這是孤獨的信號,除了同情以外,她并沒有時間去陪伴對方。

一個周二的下午4點,我和德偉約在一家咖啡館見面。后來得知,來華六年后,他才積攢足學費,等到時機,準備在北京電影學院好好上學,“以前是追逐美國夢,而今是中國夢。”

他們有一個共同點:都是從印度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人,向前,向后,圍觀,彷徨,或多或少與互聯網公司有關。

2015年,國內掀起一撥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潮,印度是他們的主戰場之一,越來越多的印度人出現在中國互聯網大廠里;也有越來越多的印度人看準時機,創立公司承接出海公司的業務。

印度在出海市場中優勢顯著 圖源:搜狐 賈群

一方面,互聯網出海公司需要招聘了解當地實際情況的人,加速業務推進和拓展;另一方面,出海潮衍生出一個新的職業淘金潮,很多印度年輕人希望能在業務蓬勃發展期掙到錢。

這些年輕人不滿足于僅在印度發展,帶著冒險精神,他們奔赴陌生國度,在北京不斷打拼。有的人從一份苦工做起、不斷跳槽、一漂再漂;有的人在北京求學,追尋中國夢,默默地在這片土地上財富累積,并試圖實現人生轉變;有的人站在大浪邊,觀察著印度洋漂的一切;有的人卻準備隨浪潮一起退卻。

“微信好友里有很多印度洋漂,但我們從不見面”

Arun從印度首都新德里到中國北京,輾轉飛了16個小時。那是2014年的冬天,他只身一人來投奔在北京工作的朋友。那天,冷。即便穿了夾克外套,頭還是無法適應零下十幾度的氣溫,凍到他發暈發疼。

他在印度就拿到入職offer了,在北京落地的第二天,就要在北京開始他的第一份“洋漂”工作。

Arun在一家外包公司為諾基亞手機做初級硬件測試,不需要過多的專業技能,基本英語交流無障礙就可以勝任。那時微軟完成對諾基亞手機業務的收購也不過半年。六個月之后,他被調去了微軟辦公軟件項目做美國市場專員。這是2015年的第二個季度,微軟虧損了近32億美元。

2016年,他來中國工作兩年了。期間,他把身居印度的妻子接到北京,并介紹她也入職了同家公司。此時,Arun的職業訴求出現變化。

他把個人簡歷放到招聘平臺,樂視手機向他拋出了橄欖枝。就在前一年,出現了大規模的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浪潮,被譽為中國互聯網公司出海元年。樂視也有海外業務,他們需要國際化人才,Arun的履歷與之契合。沒過多久,Arun就走上了新崗位。

“這個團隊給了我快樂和歸屬感,同事是美國人、印度人和中國人。我們經常一起聚餐、度假,關系親密且融洽。也是從這份工作開始,我才打開了在中國的社交面。” Arun毫不掩飾地傳遞出對那份工作的懷念,“樂視在印度的班加羅爾也設立了辦公室,可還是有很多印度人特意來到北京應聘。”

好景不長,2017年夏天,作為基礎性平臺的樂視云服務關停,樂視手機的海外業務也受到影響。業務線開始裁員,不少拿著工作簽證的外籍員工,失業之后必須在兩個月內找到新工作。

Arun也被裁了,但他是幸運的,一家中國人開的創業公司愿意聘用他做市場經理。但他也是不幸的,“我很快就辭職了。”

這次,與工作內容無關,與公司發展狀態無關,只與人際交流有關。

“這家不到50人的小公司,只有創始人跟我用英語交流,但是他不經常在公司。從上午10點工作到晚上7點,期間沒有人跟我說話,(我)很孤獨很自閉。” 訪談過程中,他提及這段經歷時,草草帶過。

“我真的很想知道,如何跟中國人成為知心朋友,不是那種沒有工作交集就再也不聯系了的朋友。” 時至今日,Arun還因這個問題感到困惑。

Arun的家鄉在印度東南部一座叫金奈的城市。那是印度第四大都市,人口超千萬,與鄭州、西安等國內城市同擠入“千萬級人口俱樂部”。他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,到北京工作的第五年,拿到了第四份工作的offer。

那家公司是國內一家頭部互聯網大廠,5萬多名員工在高效運轉狀態中前行。Arun在公司出海產品部門工作,統領一支在印度當地的小團隊,頻繁地在中國和印度兩地奔波。

“People here is more international, more workholic(這里更國際化,更瘋狂)。”但Arun沒有把自己陷入到高強度的工作機制中,平時他會利用業余時間結交同在北京打拼的他國洋漂。

他不太喜歡與印度老鄉見面,一旦與印度老鄉見面,他們就會向Arun撲面拋來一堆問題,“你怎么得到這份工作的?你的工資是多少?你怎么處理這個或那個問題?你能不能幫我怎樣怎樣?”

這些問題會讓他感到煩悶。這里面存在的一個不確定性,他無法確認對方是單純想和他交朋友,還是帶著功利性目的來詢問他的。他對此心生抗拒,擔心自己多年打拼下來的資源和經驗,會被他人一掏而空。

Arun更喜歡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朋友,也更希望融入到中國的主流社會。

他曾受邀去參加一位中國朋友的婚禮,遠在蘇州。朋友幫他安排了整個行程,面面俱到,每個細節都讓他感到很貼心。

Arun知道在中國參加婚禮有送紅包的習俗,于是包了點金子。他說這是印度的習俗。他祝朋友百年好合、早生貴子,而他與妻子洋漂多年,至今還沒有孩子。

“以前是美國夢,現在是中國夢”

穿著申通快遞工作服、梳著男式馬尾,德偉拉著快遞箱風風火火地奔跑在義烏街頭,幾個肩扛攝像機的工作人員隨他一起狂奔。這是職業體驗類真人秀《功夫學徒》的拍攝現場。

七位學徒均來自不同國家,身份職業背景各異,參加節目的目標一致:到中國科技互聯網公司去觀察和體驗。這一期,在義烏,看到了申通領先國際的物流體系。

德偉此刻需要在指定時間內,將快遞準確地送到客戶手中。他漢語說得很溜,卻讀不懂漢字。還好他善于與各類人打交道。拍攝現場有位10多歲的小男孩一直在看熱鬧,德偉很快和他打成一片,在男孩的幫助下迅速完成任務。

《功夫學徒》發布會現場,德偉喜提獎杯 圖源:受訪者

在申通感受國際化的物流體系、在科大訊飛體驗智能語音、在大疆操作機甲大賽,德偉一再刷新著自己對于中國科技水平的認知,也再次慶幸多年前自己的決定。

2008年大學畢業的時候,已經在華打工兩年的哥哥鼓勵德偉也到中國發展。他想也沒想就拒絕了。那時,他心里藏著美國夢。這種心結源于歷史影響。曾有一段時間,在硅谷工作的印度人快速實現了財富積累和社會階層轉變。這一消息在印度圈子放大,美國夢成了一種“蜜汁信仰”。

從印度前往中國工作的人被當地一些輿論認為,要么能力不夠,不能去美國;要么家庭過于貧困,沒有足夠的資本支持去美國。德偉最終拒絕了哥哥的建議,在當地找了家媒體干起了記者行當。

大學時,德偉輔修表演課,他心里一直埋藏著一顆關于演藝事業的種子。2012年,那粒種子被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則招生啟事撥動,很多優惠政策成了德偉動心前往中國的驅動力之一。德偉說,北京電影學院在印度的知名度很高。

但直到2014年8月,他才來到北京。

北京電影學院承諾給優秀留學生提供獎學金,但要求留學生擁有一年的中文學習證明。德偉來時沒有特別具體的規劃,拿著錄取通知書抵達北京后不久,他發現生活與住宿成本遠超出自己的預算。留學生在華也不允許打工賺錢。

現實所迫,他只能暫時放棄學業,在一家印度人開的餐飲公司上班,從服務員做起。慶幸的是,手里的簽證是短期工作簽,還沒來得及轉為學生簽。

但僅僅是服務員工作得來的收入,不足以支撐德偉在北京上學的開銷。德偉試圖挖掘自己所有的潛力和資源。憑借之前在印度媒體工作的人脈,他拿到了那家印度媒體駐北京記者的一個崗位;餐飲公司新開的酒店瑜伽項目沒有印度瑜伽師,他跑去中國人的瑜伽會館偷師,學會了,再去教給來酒店上課的中國人。

近些年,他通過中國朋友得知,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拓展印度海外市場中,缺乏本地市場營銷渠道。沒有考慮太多,他立刻跟朋友一拍即合注冊了一家線上市場營銷公司,專門對接互聯網公司在印度的推廣需求。上一個完成的推廣項目,是爆紅全球的短視頻產品TikTok。

在中國拼搏了六年,攢夠學費后,他重新申請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外籍本科入學名額。9月底,他順利進入北京電影學院學習。此前,他在工作中與校友黃曉明見過面,也和成龍聊過天。最近在與一位叫李健的中國演員拍一部電視劇。

“過去六年,我睡著的時間非常非常少,一直在工作。錢賺得足夠讀書用了。如果繼續工作下去,可能我就抽不出來了。” 入學之后,德偉辭去了一些職務,轉為幕后。

但是,“其他的幾份工作(駐北京記者,市場營銷公司印度負責人)我還處理得過來,并沒有放棄。”

德偉的心態在這六年間發生了巨變,“剛來中國的時候看不見未來,現在可以。”另外一種認知觀念正在驅使他向前,“以前是追逐美國夢,而今是中國夢。”

德偉在努力學習中文,但他目前對英文更熟悉一些,他說,“Land of opportunity,China is for everybody(這個大陸充滿了機遇,每個人在中國都有戲)。”

“她們的痛苦鮮為人知”

手機提示有一條新微信在催促恩迪。她解鎖屏幕,開始讀取。

“早上好,你吃早飯了嗎?”

透過這條微信,恩迪能感受到發送者的小心翼翼和無從排遣的孤獨。她是印度女孩,在清華大學讀博士研究生。身為女性,她可以設身處地地理解這種心情,但是除了同情以外,并沒有時間去陪伴對方。

印度姑娘恩迪,清華在讀博士研究生

像這樣的人,恩迪還認識很多,她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——“印度洋漂妻子”(下文簡稱“洋漂妻子”),那些中國互聯網公司印度男員工的家屬。

洋漂妻子大體分為兩種,一種是在印度結婚,丈夫到中國打拼,站穩腳后,將妻子接來中國一同生活。另一種是印度單身男青年在中國打拼,有一份收入不低、身份體面的工作,在印度老家的父母幫忙張羅娶妻,二人在印度結婚后,妻子隨丈夫來到中國。

第一種類型的洋漂妻子們,與丈夫在印度有一定的相處基礎,并且雙方背景相近,來華后,也多有能力在中國找到一份工作。而第二種洋漂妻子則處于比較艱難的境地。

一般,一個在北京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印度籍研發人員,工資可拿到3萬元左右。這對大多印度老百姓來說,是個天文數字。

在印度,不少父母會把自己適婚子女的星座信息送到婚介機構,婚介機構通過星座信息進行運算和匹配,若發現某一對男女匹配值較高,機構會把男女資料告知雙方。子女父母綜合其他原因,最后做出抉擇。近年來,一個新的因素在影響他們的決斷。

“如果家里有女兒,父母得知誰的兒子在中國做研發,且單身,都會搶著把女兒嫁過去的。”恩迪說,很多女孩因此被牽線認識了在中國做研發的印度男生,婚前他們通過微信、視頻通話等遠程通信方式來維系這段感情。

“多數女孩子對這段戀情充滿向往和期待。只是,當她們來到中國才發現,3萬月薪在北京的生活,與在印度完全不是一個概念。” 在印度,月收入3萬元可以過上“富人的生活”,但這3萬在北京不僅要用于房租開支、生活日常開銷,大多數印度洋漂還要給家里寄錢。

不僅如此,不少嫁過來的洋漂妻子,并不會說英語和漢語,她們更習慣用印度小語種交流。溝通障礙讓她們“困獸圍城”,鮮少出門,丈夫是她們生活的全部。但Arun不希望他是妻子生活的全部,他鼓勵妻子走出去與人交流,有一次,他還邀請妻子看了他的舞臺劇。

不是所有洋漂丈夫都鼓勵妻子出去工作,有些人要求妻子不能跟其他男人講話。恩迪有一個陪丈夫來北京工作的女性朋友,她在印度已經拿到了數學碩士學位,英語也很流利。恩迪曾經多次鼓勵她去外面工作,與人交流,但都沒有結果。

“前幾天我約她見面,她帶了丈夫一起來。全程都是丈夫一直不停地在高談闊論,她有幾次說話都被他打斷了,丈夫告訴她要保持安靜。” 恩迪說。

恩迪自身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洋漂,她家境優渥、祖父母輩受過良好的教育。她和弟弟是在父母無差別的關愛中成長的。可生活在印度大社會環境中的她,仍舊感受到了種種束縛。父母要求她晚上五點之前必須回家,不能單獨和男性朋友出現在公眾場合中,會被人誤認為“有私情”。也不能在沒有父母陪同的情況下獨自去醫院看病,會被認為懷孕了。

“我不能說印度所有的城市、社會環境都是這樣的。這是我的經歷。”恩迪說。

2016年,恩迪拿到了清華大學環境工程專業的碩士獎學金,她孤注一擲,終于說服父母,來到中國。2018年,碩士畢業的她選擇繼續攻讀博士。

“我現在得到了父母的支持。親戚們也知道我在中國奮斗著。”但恩迪也意識到,“‘那又怎么樣,還不是沒結婚’ 是多數人對我的看法吧。”

清華大學對留學生開放了很多探索中國文化的項目,恩迪跟著這些項目去過14個省市、31個城市。她把所見所感分享在Instagram上,很多在印度的年輕人對中國產生了向往之意,也有很多剛來中國的洋漂妻子希望可以和恩迪成為朋友。

“我在冬天見過幾個洋漂妻子,她們還穿著印度的傳統服裝。”恩迪說,“北京這樣的天氣,這種穿著太冷了。”

10月12日晚上6點,恩迪,往朋友圈發了個視頻。視頻里,她接受新華社的采訪時說,“通過旅行,我了解了中國文化。”很多中國老師和同學留言點贊。

“絕不后悔,決不后退”

“你想怎么寫我的故事呢?請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。公司名也別提了,北京的洋漂圈很小的,大家一猜就猜到了。” 10月26日下午,Sharma穿著一件衛衣搭配牛仔褲、背著雙肩包、戴著黑框眼鏡,出現在五道口一家外國人偏愛的咖啡館和我見面。

和多數印度人熱情外放的目光不同,Sharma眼神沉著睿智,多了一絲冷靜和審視。他來中國八年了,頭幾年,中國房地產行業形勢還算不錯,他憑借土木工程專業背景,和流利的中英文語言技能,在一家房地產公司謀得一職,一度做到了公司中層管理崗。

2016年,互聯網出海行業飛速發展,Sharma看中這一風口,毅然離開房地產行業,投身到一家中國出海公司,并以此為跳板,進入了一家以智能手機業務為主、在印度市場占了很大份額的頭部互聯網科技公司。2019年夏天,他離開大廠、加入了一家內容電商出海創業公司,擔任合伙人。

“我已經5個月沒有收入了。”但他說,“因為合伙創業,覺得值得。”

值得之外也有不適感,Sharma覺得“中國的創業者太激進了,在硅谷投資一塊錢,十年之后回報一百塊就很好了。這里追求3年內IPO。我常常睡不著覺,腦子里都是工作。”

Sharma創業之前,在互聯網行業擔任商務拓展員,提及對大廠出海產品的看法時,他直言不諱地說,“拍腦袋做決定的是中國高層,但這些人不懂印度市場,更不懂印度文化。印度人只能做一些很基礎的執行性工作,基礎管理崗可能就是職業天花板了,產品線總監級的職位是不會招印度人的。”

“出海印度的互聯網公司在招聘方面也有問題,很多印度產品線上的中國員工,只要會說點英語,懂印度語的很少,了解印度文化的更少。這樣的員工被派去常駐印度,拿著非常高的薪水,不少印度人內心不服氣,更不會認同。”也這是Sharma毅然從大廠轉身離開的原因。

在中國漂泊的八年時間里,經歷了太多事情,但Sharma只對兩件事記憶深刻:一是他胖了60斤;二是有一次喝酒喝斷片兒了。八年間認識了很多人,微信好友有3400人,但常聯系的只有一兩個。

“要不你這么寫我的故事吧:一個來中國奮斗失敗了又回去的印度人。” Sharma自嘲著給自己這八年下定義,“我的終點不會在這里,已經開始尋找合適的回國(印度)機會了。”

Sharma的狀態很矛盾,一邊在中國創業,一邊心里想著退路在哪兒。

與Sharma的訪談結束后,我想去朋友圈看看他的日常,才發現朋友圈已被他設置為三天可見。空白一片的主頁反而讓簽名顯得分外矚目:

“絕不后悔,決不后退。”

文 | 刺猬公社 沈丹陽



責任編輯:嚴珣文
文章排行榜
海南七星彩规律图准确